案件扑朔迷离，人物关系错综复杂，村子里圆滑世故，趋炎附势，阿谀逢迎，逞强斗狠的人也多，一个几百人的小村子，真可谓鱼龙混杂！
范仁杰不明白，村里的一些人为什么喜欢来找他，有些人，分明见了就不开心，分明就话不投机，可偏偏像阴魂不散似的，可是，他们却又不好去得罪！
杨寒山是谁？范仁杰是谁？作文的人是谁？书中的“我”又是谁？他们绝不是一个人，到底是谁杀了那三个人？
按照事情发生的情形，杨寒山，范仁杰，“我”，还有作文的人，其实应该就是同一个人！而且，“我”也承认了，“我”是因为牵涉了三起人命案晚年良心发现才不得不写书忏悔的。还有，那一位用锄头把一个日本人打死的人又是谁？还有，那一个被称为“丰平公”的人深明大义的人到底生活在哪一个时期，这一切，显得似乎真有些乱七八糟！
这日，在给家里那些栽种的花花草草换一些好一点的盆盆罐罐的同时，范仁杰也顺便从镇上书店买回来了一些纸墨笔砚之类的东西，挤挤挨挨，马车后面都堆满了。
在他几十多年的生活中，学习和工作过程中，他离开家乡的日子前前后后加起来总共也不超过八九上十年。
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范仁杰生命里的四分之三都是在家乡度过的。
这几十多年，恰恰是戊戌变法后的四十多年。从私塾毕业，倘凭关系，其实学识、能力和关系，他其实是完全有机会去教书的。
那时候，他的一位大哥苦口婆心地给他做工作，他说教书每年有一两个月的暑假，一个月的寒假，双休节假日不算，就是每天上课也上不了几节课。任凭他说的天花乱坠，范仁杰就是不愿意去教书。后来，在范仁杰三婶过世治丧的一个晚上，他的大舅还叫他当着父亲和母亲两边亲人的面对他进行“批斗审问”，问他为什么不去教书？以后搞的不好就莫来犯悔，并强迫他当众作一个保证。大舅语重心长地对范仁杰说：“你也看到的，你大叔也到了这个年纪，身体看着看着就越来越不行了。叔叔从小腿脚也不好，一个女人又能做得了什么。你们也大了，这个家以后就要全靠你们两兄弟。你去教书，最起码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家里也多少能够照顾一下。还有一个，教书还可以锻炼一下自己。”
父亲五姊妹，母亲五姊妹，父亲快四十岁才娶了母亲。四十二岁生下我，然后到四十六岁又生了范仁杰弟弟。在范仁杰的上面，他的母亲还生过一个亲哥哥。大概真的是“不幸的人生，总是各有各的不幸”吧，那时候，因母亲乳房生疮，哥哥无奶可喝便早早夭折了！
他的大舅行伍出身，退伍回到村里，教过书，当过大队书记，能说会道，知书达礼，写算俱全。
娘亲舅大，在范仁杰的眼里，他的这位大哥和大舅一直都是很受他敬重的人！尽管如此，范仁杰对于教书这一件事却毫不含糊。他从来就没有想过去教书，他读书也不是纯粹为了他自己有一口饭吃，更不是为了找一只什么所谓的“铁饭碗”。
说的不切实际一点，他读书是有着“非常崇高”的理想的，这个理想就是为了使更多的像我一样穷人都有饭可吃，为了更好的回报那些真心真意帮助过他的人，为了更好的改变社会，回报社会。
当时，范仁杰读书只有一个想法，学技术，挣钱，还债。毕竟，对于他这样一个一穷二白的家庭而言，他感觉真的是穷怕了！
那天晚上，他站在正房的中央，顶着那一个昏暗的白炽灯泡，当着众亲的面踱步慎重地说道：“如果是为了我自己的话，我也不是不愿意去教书。教书工资两三百块钱一个月，我连自己都不够用，家里送我读书欠的债又由谁来还……”
听他态度如此坚决，大家也不再说什么。
“事穷势蹙之人，当原其初心；功成行满之士，要观其末路”，不管怎样，范仁杰至今也没有后悔过他当初为什么没有去教书，他到现在也没有认为教书是什么养家糊口的好职业。
有人说，在中国，最好的职业还是当官。莫言如是说，贾平凹如是说，王跃文亦如是说。遗憾的是，我偏偏生性自由散漫，对当官不感兴趣。
镇上本没有书店，开书店的人多了，也便有了好几家书店。不久前，范仁还跟同窗兼朋友“天方夜谭”地微聊，“如果我不在单位或政府部门上班，我肯定会比现在混的好。”那朋友也不怕打击他：“那也不一定。”
我大言不惭回道：“什么不一定，肯定的。”
说实话，他是属于那种不太安分守己，而且有那么一点儿的野心的人。他每去一个地方，即使是迫于无奈而打工，他也从来没有想过如何跟着别人干到老。他打工，首先想到的就是看能不能学得一技之长将来自己当老板。如果一份工作由于各种原因让他无法生存或者让我看不到生活的希望，他迟早都会走人，这决不关乎忠诚与踏实，而是现实所迫。
二十多年前的乐平镇，没有工业园，没有柏油路，没有如今的高楼大厦，有的只不过是一条萧条的老街，住着两三十户的人家。早餐，路边摊；看书，也是路边摊，根本就没有一家像样的书店，摆的也大都是一些盗版之类的书。
那时候，范仁杰就想:“我将来要是能够在这里开一家书店的话，肯定是一个上好佳的大商机。”
早上去上班，单位租的也是一户临时的人家凑合着定点收取屠宰卫生税。从家里到指定的上班工作地点，每天早上四五点钟就得起床，骑自行车差不多要一个把小时，那年月，比起现在，真的是想都不敢想！一辆破旧的自行车，上班还要经过一个又长又陡的戴公岭，为了一份卑微的工作，竟也骑着坨子个劲好的咯翱。
有一天早上，路遇狂风暴雨，全身上下，从里到外都湿透了，因为上班必须要穿制服，他只有穿着湿漉漉的衣服熬到下班熬了一整天。
那时候，屠宰卫生税也是民国政府刚刚重新修订出台不久的新法令政策，颁布的是袁世凯。屠宰，贩运，必须依法接受检疫，收取检疫卫生税。对于一个刚从学校出来的年轻人，走出象牙塔，面对的人都是那些私自贩运牲畜，毫无法律意识的“五马强盗”，像我这种没有见过世面的人，这他妈的工作，都不知道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有一次，范仁杰和一位老同事去一个附近的村里收取白肉检疫税，一进门，在一间宽敞而零乱的房子里，便看到一个卖肉的老头，长得胡子拉碴，凶神恶煞。
还没等同事开口说话，那老头就立马竖起了眉毛，连不把人放在眼里，将一把又宽又厚砍骨头的方形大杀猪刀往屠凳上狠狠地一拍：“搞什么鬼检疫，再来收钱的话，我就一刀砍死你！”
作为一个朝廷的执法者，范仁杰不喜欢谈政治，他对政治也毫无兴趣。
面对无知，面对横蛮，面对险恶，任何正义，任何善良，任何法令，任何理由，都显得苍白无力和微不足道！
农村有句俗话，你要他的钱，他就要你的命，他想，这真是不假的话。
一次，单位派他去一个曾经的公路收费站单独执勤。远远地，便瞧见一位开拖拉机贩运生猪的年轻人，正当范仁杰示意他停车接受检查的一刹那，那人猛地就快马加鞭直朝他冲了过来，一边开车，一边大声威胁道：“再不走开，我就要压死你！”
范仁杰窝了一肚子的火:“我这到底是干的什么他妈的工作！”
从小到大，他向来与人秋毫不犯，也从来没有人敢这样对他说这种狠话，他不犯人，自然就不怕人犯他！
为了这可怜兮兮的一点工资，他凭什么要受这窝囊气！这么多年，他在外面都没有怕过，难道在家里还怕了谁不成，他就不信牛脚井眼里能翻船！像这样的事，本来就司空见惯，单位也从来就没有人为谁去主持什么公道。
法律规定，行政执法，必须要两人或两人以上。我是学生物的，对于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这样的道理，他的学习心得一点也不比任何人要差。大自然的丛林法则，达尔文的进化论，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你不去巴结领导，难道还要领导来巴结你不成！
在中国，不论你走到哪里，也不论你从事何种职业，都离不开混圈子，搞关系。有人说，工厂也是社会，打工也好，经商也好，当公务员也好，朝中无人莫做官，不搞关系，工作再怎么认真，再怎么努力都无用！网上流行一句无奈的顺口溜，“有钱任性，没钱认命。”
下班后，范仁杰作好了准备，他大不了不干了，他也一定要为自己出上一口气！
既然朝廷腐败无人撑腰，他便找了上司打了个招呼，大意是，不管如何，倘若有个什么意外，这纯粹是他个人的行为，与朝廷毫无关系。
那一天，他打听了年轻人的大概住处，下了班便匆匆回到家里，二话不说就操起一把菜刀，一把用粗纸给严严实实地包好，直接就一个人奔向了那个有马车的人的村里。
他想:“你不是说要压死我吗？今天，我就送上门来，有本事你就砍死我，你要不砍死我，我就要砍死你！”
现在想起来，范仁杰都为自己的鲁莽行为感到震惊！他绝非那种争强好胜逞英雄走板端的人，在许许多多的人眼里，他就如同他父亲一样的老实巴交。他这哪里是老实啊，他完全就是平日里装出来的！
他们一个大家庭，恐怕十几代都没有出过我这样的一个“蛮子”！
若干年以后，范仁杰才知道，他的一位名叫“府城公”的老太爷爷居然还是方圆上十里的武秀才。附近解斗有难，据说第一个都要大老远把他的这位老太爷爷请去主持公道正义。
清代武举，分三个项目，其中一项舞刀，其中一项举重。刀从八十斤，一百斤到一百二十斤三种不同的重量，举子要先选刀，然后一次性完成舞刀的动作才算过关。最后一项为举重，提掇石重量分别为二百斤，二百五十斤到三百斤，能选择一块石头举起一次就算合格。这三项技能考试必须有两项达标，否则全部成绩作废。
范仁杰的一位已故的堂哥经常教诲他说：“让人不是怕人！”这位堂哥生前提起自己的叔叔，边就是范仁杰的父亲，常说叔叔的太极拳打的很好，对他称赞不已。
可是，直到现在，范仁杰仍然对堂哥父亲会武术这件一事深感怀疑！
毕竟，他从来就没有见过父亲练过任何武术，打过任何拳法，每次问他，他都是含糊其辞不承认，更不存在教过他任何防身之术了。
父亲披星戴月，含辛茹苦一辈子，平日里言语也不多，从来就没有对他们几姊妹有过任何喋喋不休的教诲。明枪易躲，暗箭难防，不管怎样，范仁活了一辈子，几乎都没有和别人打过一次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