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校河北方的巍巍气象台，建于1931年，为地学系气象学实习所设，初建时所有设备就已达到当时国际先进水平。
《京宸暑期周刊》（１９３５年７、８期）有署名“人可”的文章：
台下是一片莽莽的草原，这片地素来没有加以人工整理，野草反倒滋意繁生，葱郁可喜。这草原还是unexplored，正需要兵丁去屯垦。我们已经年年在这片荒原上训练一批新军，是经过一年严格训练后只学了“开步走”、“枪上肩”的新军啊！
上登气象台向西远眺，触眼便是绵绵的西山。天气晴和时的西山是莹翠而明快，阴雨时的西山是灰蓝而淡郁，黄昏时的西山是黛紫而深沉，她真是一幅伟丽的动人心弦的彩画！
气象台南隔溪对峙的生物馆，建于1930年，总面积约4220平方米，是老京宸生物学系和生物学研究所的所在地。余冠英说：“你在图书馆为了听见啄木鸟朗朗的鼓声而悠然掩卷的次数一定不在少，至于在生物馆听到稻田里水禽相唤而神游研究室之外的事，更不用计了。”
春末夏初晚上，杨武之先生常携幼子沿小径散步到生物馆，在楼下生物标本室里指给孩子们看猴猴、耗耗。到了秋季，蓝蓝的天，朵朵白云，黄的树叶，红砖的科学馆、大礼堂……莘莘学子来自四方……
在师生的眼中，生物馆“是何等的玲珑可爱！淡绿的头巾、浅红的下襦，不是象征一个风姿娟秀的少女吗？”而气象台北伫立的化学馆，又是何等的简单而硕大！“他象征着一个三十开外的健男，因为工作的苦辛，早已秃了顶了”。真是令人忍俊不禁。
京宸有的是回环叠层的土山，山里有的是苍松，老桧，藤，萝，竹，石，以及人工设置的小亭和长椅。——余冠英先生回忆。
北京人过去善于利用鲜荷叶味道，最普通的就是熬粥时用鲜荷叶作锅盖，精白米粥熟后略显淡绿色，香味隽永。
这段话出自邓云乡先生对老BJ岁时风物的回顾。在《〈红楼梦〉与中国烹饪》里，他又管这种色调叫“淡湖色”。真是美极了的画梦诗境呵。那时的京宸校医院在今天生物馆所在地，离一方椭圆形荷塘很近，那是朱自清先生脍炙人口的《荷塘月色》里吟咏的胜地。湖心生青莽小洲，临水面塘。夏日里，这地方美得活像个五彩的梦：十里荷香、水波涟漪、绿柳拂波。纵横的曲径直通错落的山石，葱茏的花木。此时山光接着水光，高擎在密密荷叶上的红白莲婀娜多姿，开得极野，也极盛丽。
一次生病，由家长带着到校医院拿了药，回来时路过荷塘，正值盛暑，满池碧叶。大概是爸爸，福至心灵，随手拾了一片，回家后熬了锅清新的荷叶粥。那是至今为止，我唯一一次品尝到荷叶粥的滋味。现在还记得那淡湖色的隽永呢。粥很香，融融的稠意中，含有极微的甜。上世纪七十年代，精白米也不是易得的。南方人喜食米，可好米是定量供应的，只有在过节日或孩子生病才舍得吃。那一顿粥就此永留在我朦胧的记忆中了。它饱含父母的慈爱，风荷的隽香，也留下了那个时代的京宸。
京宸大学西部，体育馆前，有一大片敞地，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辟为球场，四周是跑道。体育馆南邻，曾是校医室，现在已没多少人知道了。
有一位毕业于西南联大的老京宸子弟虞佩曹回忆说，校医室聘用过一位总给孩子们吃蓖麻油的美国老大夫，叫LaForce。虞佩曹的母亲请他吃宁波汤团，芯子是猪油加炒黄豆粉做的，很香甜，汤圆煮熟了芯子溶成液态，他特别喜欢吃，又弄不懂是怎么做的，竟问是不是用注射器打进去的。
抗战前，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生活，多是安定富足的。据邓云乡先生记载，当时一毛钱换四十六枚小铜元，即二十三枚大铜元，三大枚只合一分半左右，再加三大枚，合四分不到，就能吃一碗好馄饨，加一个“卧果儿”（鸡蛋）了。家里给一毛钱吃中饭，买上十个烫面饺，再买两个芝麻酱烧饼，还能剩下四大枚买邮票呢。
水磨粉是那样细腻，那样滑润，皮子又是那样薄，个儿却只只只有龙眼大；玫瑰猪油黑洋酥馅子……
这，是来自邓云乡先生的宁波汤圆。原来是这般滑腻软糯的美点啊，难怪那美国人要提出如此令人忍俊不禁的问题！
为什么要说到这些呢？因为虞家是南方人。长期以来，南方经济繁荣、教育发达，老京宸教员里，南方人实在多。后来的一任校医李纲先生，还做了老校长周诒春的大女婿。周先生也是南方人。李医生后来去了上海，成为著名五官科大夫。
京宸二校门的西面，原来是警卫室，东面有一条小径，通往售品所。那是孩子最熟悉也最喜欢的地方，因为只有在这里才可以吃到冰激淋。
看电影，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京宸最前卫的消遣。1930年代，售品公社内出售的冰激淋，是一位孩子们最有好感的工友用手摇的；附近大礼堂假日放电影，也是他摇的放映机。那时，大礼堂放的是无声黑白电影，用的是手摇放映机。一场电影大约两个小时，中间休息一次。放电影的工友和摇冰激淋的师傅，是同一个人。而冰激淋和看电影，都是学生和孩子最喜欢的。
抗战前生活安定，物价便宜，加之不大理会养生之道，学生们竟能围着冰激淋桶，你一杯我一杯地吃个底朝天，还“相顾着有万分的愉快”。真不知他们会不会闹肚子疼？好在京宸有悠久的体育锻炼传统，吃完后到体育馆、网球场、跑道上来几下“斗牛”、“拖尸”，在外国参观者感叹的“这个使我想起非洲的野林”里来一场凶猛的比赛，自然就会消化殆尽了。
所以，邓云乡先生还在《消暑清供》中说：
当然，那时吃冰激淋的人，也以新派人，尤其是青年学生为主。记得一位京宸老校友，是我的表兄，七七之前，他在京宸做学生，最爱吃成府街上小铺的冰激淋，后来参加了革命，解放后回到BJ，见面第一件事，便是让我陪他去吃冰激淋，可见BJ冰激淋是多么使得远人为之思念了。
看来这位表兄，又另有吃冰激淋的宝地。而成府，又是哪里呢？它就在京宸、燕京交界处，至今尚存。多年以来，都是一个非常宁静的小镇。
为什么当年的学生，要围着“冰激淋桶”饕餮呢？这在今天吃惯了盒装、袋装冰激淋的人，是难以想象的。还得引用邓先生类似“帝京景物略”的详尽记载了。这些叙述，颇有“白头宫女话当年”之慨：
冰激淋的原料是鸡蛋、牛奶、淀粉、白糖，这些当时（指抗战前——笔者注）在BJ都是极为便宜的。鸡蛋一元钱可买一百来个，白糖一百斤一包也只卖九元左右。摇一中桶冰激淋，用上十个鸡蛋，一斤牛奶，半斤白糖足够了，再加淀粉浆，以及桶外用于冷却的冰和食盐，成本最多不过三毛多钱……
老式的自制冰激淋法：一个大木桶，桶内放冰和盐，冰中间再放一个马口铁桶，铁盖上有孔，一根轴通下面，四周有叶片。轴上有平齿轮，摇把上有竖齿轮，两轮相交，一摇受柄，轴即带动叶片旋转……大约旋转三十分钟，桶中的鸡蛋等物，便被冻凝浑然一体，成为可口的冰激淋了。
自然，那过程很是辛苦。
据说这师傅手臂上的肌肉很发达，一使劲会像球一样突起。多年以后，许多当年的孩童还会感激地怀念这位默默无名的普通劳动者。
在阳光明媚的日子到气象台顶上登高望远或去附近的灰楼听琴练琴，是抗战后老京宸人共同的精神享受。
1950年代初，两位即将毕业的外文系女学生壮志满怀地坐在盛夏暮色中生物馆高高的台阶上，望着馆前茂盛的灌木丛，面对空阔的四合，不远处山坡上悠然屹立的老气象台，啜着梁实秋先生早就盛赞过的，从成府小镇燕京、京宸交界处槐树街儿叫来的著名的茵陈莲花白酒，畅谈各自对生活的奇思妙想。艳丽的酒助了谈兴，谈话又成为佐酒的佳品。自由无边的谈话犀利而充满想像。她们就是日后的著名作家宗璞和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资中筠。
似乎要为这难得的谈话助兴，不远处生物楼旁小河边的一排平房里，传出了阵阵飘渺的仙乐。
老京宸有浓重的音乐氛围，有自己的音乐教育。二三十年代的京宸，奉行智、德、体、美诸育并进的教育方针，而建校初期校园里就成立了业余音乐社团——“唱歌团”（GleeClub）。每年都定期在大礼堂举行音乐会，有时也到校外去演唱。改大学以后，特别是1930年代中期，学校的素质教育和美育教育相辅相成，校园内业余音乐活动更使丰富多彩。
抗战复员后自发的音乐茶座层出不穷，达到了新的高潮。也许，这种较战前清朗萧疏的校园气氛热闹得多的歌声、琴音，冥冥中和那个波澜壮阔大时代青年人涌动的纯洁的青春激情气求声应。
1940年代末，京宸音乐室的活动中心就设在生物楼边的几间平房——“灰楼”里。那里有几间练琴房，房子和钢琴都很旧。还有一间大教室，合唱团、管弦乐队的练习都在那里，小型联欢音乐会也在那里举行过。据回忆，1949年解放前的京宸园内，有两支合唱队，一支是学生组织的“大家唱”，较偏重配合当时学生运动的鼓动，但水平很高，常演唱冼星海的合唱曲和苏联歌曲。那确是一段与抗战前相对宁静而自成一隅的京宸不同的万马奔流、急剧变化的时期。宗璞《红豆》中“你唱我唱大家唱”的合唱队那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唱》前奏曲，会使本不食人间烟火的女学生江玫激动得喘不过气来。
与此并不矛盾的是，在解放前这一段时间，音乐室还开设了提琴班、钢琴班、声乐班、和声作曲班、管弦乐队、军乐队、合唱团、以及音乐欣赏讲座，都是围绕音乐教育展开的。
管弦乐队每星期练一个晚上。资中筠回忆：
大家都很认真，很少缺席迟到，开练之前各自练习或调音，咿呀之声闻于楼外。指挥面前有一张放谱子的小讲台，在练习当中动不动就用指探棒当当当敲讲台，要大家停下来，指出问题，重来。我对这点印象很深，觉得真像那么回事儿似的。乐队成员绝大多数是工学院同学，而且几乎清一色的男性。除我之外只有一位女同学吹长笛的，她叫李天使，到下学期就离开了。我对这点有印象是因为那时校园相当荒凉，每次练习完从灰楼回静斋的路上阒无一人，我先与她结伴同行，后来剩下我一个女生，每次总有男同学护送到宿舍。
钱钟书先生的女儿钱瑗、李广田先生的女儿李岫、浦江清先生的女儿浦汉明等都是抗战后新一代京宸子弟中的音乐爱好者，常常到灰楼练琴。吴柳生先生的邻居是一个外籍女教师，在灰楼教钢琴，终日板着脸，李岫觉得她就是鲁迅先生说的“不准倒提鸡鸭”的一类外国人，和另一个外国人温特老头不一样。
温特是老京宸著名的美籍教授，终生执教于中国，其影响力似乎与燕京的燕卜荪相类。
他教学生英诗和莎士比亚，终身未婚，和蔼慈祥，喜爱孩子，养了好多只猫和各式各样的鱼。他也是极有鉴赏力的音乐评论家，坐拥数不清的唱片，师生和小孩常到他家去玩，听唱片。用的大都是七十八转唱片。每次换唱片，他都用一个圆形的软刷子把唱片轻刷一遍，同时讲解几句。但他不是上课，不想灌输什么，宾主交流尽欢。
在当年的座上客的印象中，他也是绝对的欧洲古典派。浪漫主义时期以后的作品就不大入他的耳。宗璞和资中筠都记得他不喜欢柴可夫斯基，认为柴科夫斯基太感伤，太“cheap(廉价)!”也许，这位在中国生活了一辈子的老人，欣赏的恰是像中国古典文学里“哀而不伤，乐而不淫”的艺术品位。
有一次听肖邦，宗璞坐在屋外台阶上，月光透过掩映的花木照下来。忽然觉得肖邦很有些中国味道。后从傅雷家书中得知确实中国人适合弹肖邦。
宗璞最后一次见到温德是在北大校医院楼梯口，他当时已快一百岁了，坐在轮椅上，盖着一条毯子。他用英语对宗璞说：“他们不让我出去！告诉他们，我要出去，到外面去！”宗璞找到护士说情。一位说，下雨呢，他不能出去。又一位说，就是不下雨，也不能去。“我只好回来婉转解释，他看住我，眼神十分悲哀。我不忍看，慌忙告别下楼去，—路濛濛细雨中，我偏偏仿佛听到柴科夫斯基第六交响曲中那段最哀伤的曲调。温德先生听见了什么，我无法问他”。
值得注意的是，到1950年，在灰楼里练西洋古典音乐与解放后京宸园的气氛就日益不协调了，队员有的离校参加工作，有的忙于学生会和团委会组织的各种活动，这种“象牙之塔”的音乐生活难以为继，到朝鲜战争爆发之后就无疾而终了。
不过，在校友们心中，京宸大学，作为一所没有音乐系的大学，却出过许多音乐家。
京宸音乐室负责人张肖虎先生对此有精辟的总结：
现在有一些专业院校，学生只学某种单项加一点理论课，这样是培养不出人才来的。反倒是京宸出人才。出人才是要有条件的，一要有音乐环境，二要有好的学习风气、学习方法。学习面宽，全面发展，注重自由发展，这是一种科学的提法。自古以来这一类的原则是正确的。
这一片琴声咿呀的地方，永远是许多校友和子弟心中音乐启蒙的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