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落于校园西区中心地带的大礼堂始建于1917年9月，建成于1920年3月，与图书馆、科学馆、体育馆一起，同属校园内第二期建筑，合称“四大建筑”，建筑面积约1840平方米，座位1200个。当时在国内高等学校中，是最大的礼堂兼讲堂，可容纳全校一切人员聚会。（引自黄延复《京宸园风物志》）
罗马风格的大礼堂美妙动人。紫铜圆顶，衬着红色的墙，白色的柱子和台阶，黄金色的铜门，四围是高欲参天的松柏和洋槐，蘖郁苍翠。两边是直下云霄的旗杆，顶端各有一个金色的球，辉煌生光。金属球喷出来的清凉自来水是可以喝的。堂前是一块碧绿如茵的草地。在夏天，窗上的薜荔绿绸似的遮满大礼堂的全身，风来，薜荔波纹般地摇动。
在建成时，大礼堂两旁是两条永不扬尘的土路，独特的风致倒成为桀骜不逊的学生们的最爱。这儿的树特别整齐美丽，月明之夜，总会有学生在树影中徘徊。
大礼堂里轻细的歌声，随风吹来，月光照着西边的荷塘。溪流中有天心的云影。
讲台两边的角楼常有音乐声，有人练习乐器。黄昏时候，礼堂内常常放出曼妙的音乐，那抑扬缥缈的音波，更美化了这一片天地。
若是遇到了例行盛典——迎新送旧、志喜、贺年——树梢枝尾，挂着千盏万盏的灯，好一比天上的星星。礼堂楼上看台的下端便由紫白两色相间的布幔，波浪形地装饰起来。真是难以想像的盛大光华。
看电影自然是当年最前卫的消遣。1930年代，西大门南侧合作社——售品公社内出售的冰激凌，是一位孩子们最有好感的工友用手摇的；大礼堂假日放电影也是他摇的放映机，而冰激凌和看电影都是学生和孩子最喜欢的。
那时放的是无声黑白电影，用的是手摇放映机。冰激凌也是把材料放进一个桶里，当场用手摇，要很长时间才能制成，很是辛苦。一场电影大约两个小时，中间休息一次，因而这位师傅手臂上的肌肉很发达，一使劲会像球一样突起。直至多年后，许多当年的孩子还感激地怀念这位无名的普通劳动者。
碰上和燕京赛球的日子，放电影前还有幻灯漫画。
以下的《京宸优胜歌》(CheerforoldTsingHua)，大概就是当年看赛球的幻灯漫画前，这些京宸意识极强的孩子天真地高唱的歌曲吧：
CheerforoldTsingHua，TsingHuamustwin
Fighttothefinish，nevergivein
Youdoyourbest，boys，we'lldotherest，boys
Fightforthevictory，RHA，RHA，RHA!
欢呼我京宸，京宸必胜；
再接再厉兮，无退有进。
君尽全力兮，子图未竟功，
同心同力以争雄，攻，攻，攻!
在抗战前优越的生活环境中，京宸学生又有可靠的留学希望，广受社会的优待，于繁重的课业之余，就不免有人生发“人生苦短，及时行乐”的想法。一星期的劳碌后，到了星期六晚上，嚼着巧克力糖，观看大礼堂电影场中嘉宝、费雯丽等明星出演的世界名片。确是莫大的享受。但散场后，往往遍地桔皮糖纸，又诚为瑜中之瑕。校役打扫大礼堂时，不禁垂涎三尺，悠然神往地羡慕京宸学生之善于自娱！在同一社会中，人生境遇迥殊。当年的学生，后来的文学家余上沅以《京宸学生与“饮食男女”》为题，将此社会普遍现象不加褒贬地记录了下来。
说到大礼堂的演出，那就更不胜枚举了。管弦乐、昆曲、话剧、活报剧，专业团体的，师生业余而为的……贯穿着京宸的历史，一直延续至今。
位于大礼堂东北方的大图书馆，始建于1916年4月，建成于1919年3月。在那个时代，就能于如此宏丽的，使人叹为观止的建筑里浏览群书，兴好学之思，不能不令人艳羡这些天之矫子。
在那些纷纭的回忆中，这大礼堂后的小桥旁，那缠绕着长青藤，一字儿排开的碧瓦红砖的洋式建筑里，有金色的铜门、白色的台阶、云状的大理石墙壁、著名的半透明的玻璃地板、阅览室里人手一盏的台灯、1922级同学毕业时献给母校的样式古朴的铜质喷水塔，当然，还有辛勤的员工、丰富的藏书……
“里面有人类有史以来活动的总成绩，有千百个开矿的工人”。一个当年的学生百感交集地总结道。
难怪这里成为了许多卓越人生的美好起点。
曹禺先生写过这样的文字：
我怀念京宸大学的图书馆，时常在我怎样想都是一片糊涂账的时候，感谢一位姓金的管理员允许我，进书库随意浏览看不尽的书籍和画册。我逐渐把人物的性格与语言的特有风味揣摩清楚。我感激“水木京宸”这美妙无比大花园里的花花草草。在想到头痛欲裂的时候，我走出图书馆才觉出春风、杨柳、浅溪、白石、水波上浮荡的黄嘴雏鸭，感到韶华青春，自由的气息迎面而来。奇怪，有时写得太舒畅了，又要跑出图书馆，爬上不远的土坡，在清凉的绿草上躺着，呆望着蓝天白云，一回头又张望暮霭中忽紫青忽而粉红的远山石塔，在迷雾中消失。我像个在比赛前的运动员，那样忙迫紧张，从清晨赶进图书馆，坐在杂志室一个固定的位置上，一直写到夜晚10时闭馆的时候，才届届走出。夏风吹拂柳条刷刷地抚摸着我的脸，酷暑的蝉声聒噪个不停，我一点觉不出。人像是沉浸在《雷雨》里。我奔到体育馆草地上的喷泉，喝足了玉泉山引来的泉水，我才知道我一天没有喝水。
每日图书馆开门以前，很多同学就已等着，关门时候，很多同学还懒得离去。念完了一本书，往往饭量大增，要跑到食堂狼吞虎咽；有钱的，还可拉上三五友好，到二校门旁的售品所大嚼。
图书馆及周围杨柳摇曳，青藤飘渺环境自然也是极优美的，红墙从暮春到初冬，遍生着爬山虎，有时平绿如毡，有时红于枫叶，非常悦目。进了门，那大理石的墙柱和台阶，辉煌炫耀，夺目凝神。
图书馆内著名的玻璃地板是半透明的，“让人觉得像是走在湖水上，也像是走在云彩上。真是祥云缭绕了”（宗璞）。
和大学生们不同的是，宗璞他们对大礼堂的回忆是从春风化雨的童年就开始的。
上小学时学会骑车，有时由哥哥带着坐大梁，有时自己骑，当时校中人不多，路上清静，慢慢地骑着车左顾右盼很是惬意。我们从大礼堂东边绕过去，到图书馆前下车，走上台阶，再跑下来，再继续骑，算是过了一座桥。我们仰头再仰头，看这座“桥”和上面的楼顶。楼顶似乎紧接着天上的云彩。云彩大都简单，一两笔白色而已，但却使整个建筑显得丰富。多么高大，多么好看。这印象还留在我心底。
我们还从楼下的饮水管中，吸满一口水，飞快地跑到楼梯顶往下吐。就听见水落地“啪”的一声，觉得真有趣。我们想笑却不敢笑，这样的活动从来没有被人发现。
孩子们对这威武堂皇的知识殿堂有着极欲亲近的感情。一次，体育教授马约翰先生著名的“四对儿女”玩得兴起，小的几个大声闯进图书馆里寻兄姐，被管理员截住训诫一番，结果哥哥们还被马先生打了手掌。
总是笑容可掬的唐贯方先生和文学造诣很深的毕树棠先生是为图书馆服务终生、不离不弃的资深老馆员。耳濡目染的熏陶使得唐先生的儿子唐绍明后来也从事着这和唐家结下不解之缘的图书馆工作，他成为了BJ图书馆的常务副馆长。
图书馆主任潘光旦先生主张学校图书馆购书以适用为主，不存偏见，不究牌本，不专收买太贵的学生不常用的专书；汇集万象，穷究百家，但专事宣传且富于单方面引诱性之小册，将不予陈诸大雅之堂。
抗战开始后，美好的学习环境被彻底摧毁。学校南迁的图书大部分在重庆北碚被日机炸毁，只有20000余册急需之图书辗转运至昆明，以后又新增中西文书籍4800余册。在战时十分困难的条件下，这批图书是西南联大各系及京宸各研究所教学和研究用书的一个重要来源。经全馆人员之努力，至1947年4月，饱藏图书数量已恢复大半，至1948年4月已大体恢复战前水平，有中日文书籍219436册(战前216043册)、西文书籍92615册(战前64064册)（潘乃穆）。
1948年入学的资中筠有过一段著名的，含义甚深的回忆：
有一次，不记得是在什么场合，潘先生在学生集会上讲话，其中说到他抽查了一下图书借出情况，发现最多的是“中文—白话—小说”(他说时每个词都顿一下，加重语气)，说明现在学生有多懒，光看小说不说，连文言、外文的都不看，怎么得了。他讲这话时很激动。
在1940年代末，京宸园像中国的其他校园一样，充满着“反饥饿，反内战”的呼喊和“你唱，我唱，大家唱”的歌声。不过在图书馆内，仍然是永远令人心灵沉静的书海。
阅览室共两个，南北两端，一大一小。四壁图书，各种杂志，有许多“与时俱新”的杂志常常供给各种运动新闻、世界大事的记载等；还有画报多种，自王公总统之举动到优伶俱有报告。
有的人，如翻译家文洁若偏爱小的，灯光较亮，环境也较幽静。宗璞则最喜欢那大阅览室。虽然抗战前人手一盏台灯的盛况已永不再，但比起战时艰苦的学习环境来，仍是天壤之别。这里非常安静，只有轻微地翻书页的声音。几个大字典永远是打开的，不时有人翻阅。常客一般都有自已相对固定的座位。宗璞总是坐在最里面的一张桌上。因为出入都要走一段路，就可以让自己多坐一会。
而对宗璞的师姐，翻译家文洁若来说，除了上课，一日三餐和睡觉，只要图书馆不关门，她必然坐在里面，徜徉于书海之间。图书馆前面紫色的花——京宸的校花紫荆，在她心底也是一个极具代表性的意象。因为她保存了半个世纪的那枚校徽，就以接近蓝的紫为底色，“京宸”二字则是白的。当时外国语文学系流行着一首英文歌，文洁若至今仍记得两句：
O，Tsinghua，FairTsinghua，ourcollegebright，
啊，京宸，美丽的京宸，我校光明远正，
Maywebeloyaltothepurpleandthewhite
我们会忠于紫与白。
外文系的才子才女甚多，后来大都在各自流域成为大家。当然学生也按思想倾向分为不同派别。虽然已经经历过抗战期间的艰苦生活，但总体来说，文学院院长冯友兰的女儿宗璞、曾国藩的曾外孙女聂崇厚及资中筠等女生都仍过着如《红豆》中描写的夹竹桃一般洁身自好、与世无争的精神生活，属于进步学生“争取”的对象。而在校时的文洁若，亦和当时许多同学中的大家闺秀一样，只爱读书、弹琴，过着修女般幽绝自得的生活，不善于交际应酬，甚至跟同屋的女生都没怎么聊过。虽然被动员参加过一次游行，但因志向不同，她萦萦所系的，还是图书馆里那些19世纪的英国文学作品。
图书馆不但是兴学好思的场所，也是40年代末的学生地下党员们开展工作的掩护所。宗璞的同学，成绩优异的地下党员金凤就是在这里用一支钢笔和上级彭珮云接上了组织关系；文洁若有一次到图书馆地下室去上厕所，碰见同班同学，才子查汝强和一位姓盛的女同学在走廊僻静的一角商量着什么。“显然不是谈功课，而是与运动有关的事”。
这些纯洁的，像十几年前抗战风云中的蒋南翔、韦君宜、陆璀一般的热血青年，牺牲了似锦的学术前程、卿卿我我的花前月下甚至宝贵生命，义无返顾地投入政治运动的洪流，确实给予师生一种强烈的精神震撼。
四年级的学生因为要写毕业论文，开始享受入书库的特权。资中筠记得“第一次爬上窄窄的楼梯进得书库望着那一排排淡绿色磨玻璃的书架，真有说不出的幸福感，外加优越感——自以为是登堂入室了。同时又有一种挫折感：这一片浩渺的书海何时能窥其万一？”
但屈指西风几时来，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换。当年的莘莘学子，如今早已成卓然大家。至今京宸大学图书馆的特藏室仍保留着许多上世纪三十、四十年代学生高水准的毕业论文。宗璞的英文论文《论哈代》就是在那里发现的。当然，他们更多的学术著作也已陈列在了母校的书库中。令昔日学子高山仰止的大书库，如今成为后生新的景仰之地。馨香百代，无穷尽也。
大礼堂西面是科学馆，绿萝满墙。科学馆，建于1917-1920年，总面积3550平方米。插入图书老京宸32
科学馆分三层，最底层是各种办公室，第二层是物理和生物教室，还有一个202号，是听无线电音乐的地方。第三层弥漫着硫化氢气味。但仍有许多师生与酒精灯结不解之缘，大有终老于斯之概。
这张物理系师生1936年于科学馆前的合影，时至今日仍清晰可辨。站在第二排的是当时脍炙人口的京宸物理系，亦即中国物理界的泰斗级人士：吴有训、叶企孙、周培源......当时尚处于风华正茂的壮年。簇拥着老师的十数位物理系学子熊大缜、杨镇邦等，皆为青年才俊。还有三位身穿棉袍的女生，面露自豪之色，立于队伍的最前排。
教授们儒雅、尊严中透出平易近人的亲切，学生们英姿勃发，如玉树临风。然而每个在场者的眉宇间都若隐若现地透露出挥之不去的沉郁和忧思。这和当时“举步荆榛，极目烟尘”的时代背景紧密相关。一年后，抗战全面爆发。我们从历史记述中得知，大部分师生历尽艰辛，奔赴大后方砥砺精神，继续文明的薪传：其中一些人随后放弃学业参与＂西征＂，用自己的所学协助入华参战的美军驱逐盘踞于西南边境的日寇；还有热血青年留在平津直接参与了根据地的抗日斗争，以研制炸药来为国尽力。虽然他们在民族的大灾难中各自东西，有的还永远地留在了那片热土，无缘在抗战胜利后重于神圣的科学馆前聚首，但都以艰难岁月中铁骨铮铮的行动证明：自己无愧于炎黄子孙的神圣称号，无愧于京宸人的荣誉。
“名师人人华顶松，诸生个个春前柳。”（吴宓先生语）六十多年已逝，科学馆依然沉静肃立于水木京宸，送走了一批又一批学成离去的骄子。它目睹了多少历史的变迁。这张已发黄的照片所记载的，就是其中的一段精神，这精神仍令今人心驰神往。虽然还是一份时下流行的怀旧情结，却熏染着清远的荷香，严谨的书香，以及未被岁月之涛冲淡的烽火留痕。
在这张照片中，彼时的叶企孙教授（二排第三人）与爱徒熊大缜（四排第五人）尤具挽狂澜于既倒的气概和一任气无前的神采，似乎绝对未察觉到那已悬在头顶的民族及个人命运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不禁令人扼腕叹息。他们总令我联想到《南渡记》中的孟弗之与卫葑。不知宗璞先生在创作这部以老京宸人为原型的长篇巨制时，是否亦想到了这情同父子的师生？
正如小说中的孟弗之，叶企孙先生生于乱世，满腹经纶，独善其身，钻研学问。平日里，他关心国事，然而清高耿直的个性又使之对政治敬而远之。抗战之前，他只是埋头于书斋，做一个好教师，然而，当抗战烽火在中华大地上燃起时，他们心中那种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爱国情怀立刻被极强烈地调动了起来。在民族生死的关头，他不再作出世的隐士，而成为入世的鼓手。叶企孙及大多数同仁不但日日忧心战况，而且积极利用自己的影响支持抗战。当华北沦陷之时，他们又毅然离开心爱的书斋，与自己的学生一起辗转千万里奔赴云南继续延续祖国的教育事业。而他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炸药研制的全力支援，更是彪炳史册。
而作家的卫葑，正如叶企孙教授的爱徒熊大缜：学物理的高材生，出身世家，也曾有过“用花团锦簇形容还嫌不够”的辉煌道路：大学毕业，出国留学，回来当教授……这条路，是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一贯追求的道路。但在民族矛盾深重的时刻，他毅然舍弃了个人的利益，奔赴抗战根据地，用自己所掌握的尖端科技，研制炸药，为抗战出力。然而，他的道路却艰难、曲折，最后的结局是一出悲剧。
“你从新大楼携着书走出来，有时自会觉得心里一动：‘怎么啦？’原来那体育馆遮而不住的一角青山蓦然跳到你的眼里来了。”——余冠英先生回忆。。
京宸有着悠久的体育运动传统。在课余，运动场上，点缀着不少活泼的青年。“在设备完美的体育馆里，庞大宽阔的运动场上，精神焕发，体态活泼，游罢两浴，快意万分——这些不过是京宸学生日常课暇的消遣“（顾毓琇先生语）。
京宸体育馆，有着极丰富的历史和文化价值。是历代校友最向往和怀念的对象之一。几十年来，它曾不断地荟聚着我国体育界的精萃，为祖国培养了数以万计的体魄健全的人材。我国体育先驱马约翰以及李剑秋、郝更生、夏翔、牟作云、马启伟……曾在这里长期任教；董守义、高梓、张汇兰等也曾在这里与马约翰一起举办过多次体育师资训练学校。
体育馆前馆建于1916—1919年，外表采用西方古典形式，馆前有陶立式花岗岩柱廊。后馆建于1931—1932年，与前馆巧妙相接，亦收浑然一体之效。总建筑面积共约4，000平方米。（引自黄延复《京宸园风物志》）
体育馆前有一大片敞地辟为球场，四周有跑道，中间是足球场。体育馆南邻曾是校医室。宗璞作品中几次亦庄亦谐地提到一位校医常常诊断出斑疹伤寒病来，治疗方法却是静卧和吃流食。虞佩曹记得曾有过一位总给孩子们吃蓖麻油的美国老大夫，叫LaForce，她母亲请他吃宁波汤团，芯子是猪油加炒黄豆粉做的，很香甜，汤圆煮熟了芯子溶成液态，他特别喜欢吃，又弄不懂是怎么做的，竟问是不是用注射器打进去的。后来的李纲大夫是老校长周贻春先生的大女婿，离开京宸后在上海开诊所，是位有名的五官科医生。
如果在运动中受了轻伤，住院是最愉悦的事情。平常上课时，同学们一天忙到晚，不息地忙碌着。在医院却大大不同了。尽量地睡觉，尽量地休息，看书吃饭，怡然自乐。稀饭鸡汤杏仁茶之外，有豆浆有牛奶有面包鸡蛋。吃了还嫌不够呢，再加馒头。但最可怕的是得了传染病，肺病、白喉、腥红热等，在当年不喾不治之症。病人要关到独自一个人住的特别病房去，同宿舍的人们还有隔离起来强迫住医院的危险。在医学不发达的20世纪前期，医院门口常常停放着“赍志以殁”的同学们的灵柩，令人神伤。
京宸园的孩子常常来赛场看球赛。京宸的棒球队穿着镶紫色条纹的白色运动服，带着紫色遮阳的白棒球帽。白和紫两色是京宸校徽的颜色，队员个个雄赳赳气昂昂。马约翰先生还让他的两个孩子启华、启伟，穿同样的队服，排在前面出场。孩子们看见真是羡慕极了。
.那时的孩子也是不折不扣的“追星族”。他们心目中的“英雄”是熊大缜和汤佩松，因为他们都获得过honourwear的荣誉，品学兼优，体育运动超群。他们身穿白色毛线织的厚运动服，左胸前有紫色校徽，在印刷精美的京宸年刊里各占一大页。
京宸大学有重视体育锻炼的悠久传统。四点以后，是自由运动的时候，上完了课到操场上踢足球，天气纵冷，穿着背心短裤，也是精神百倍。冬天的足球、篮球，春天的网球、棒球，田径运动以及四季不断的手球轮番表演。外文系教授陈福田先生喜练棒球。他虎吼一声“Leftfielder”，半空中紧随着便飞下一颗大流星。
在1927年《京宸周刊》５１４、５１５期上，一位名“雍光”者对体育馆有如下生动描述：
真是有声有色。何以叫做有声？你未到体育馆，老远就听见杀声震耳，那跑来跑去的脚步声，也知惊蛰春雷、忽东忽西，到了健身房则以前听得的声音自然是加倍的响，此外还听得拉铁坠的，在楼下跑圈练跑的，转木棍的，摇桨的种种声音。那打球的人大声叫Pass，pass……，或叫别人的外号，如马胡子，猴子之类者，更为有趣。何以叫做有色？一到秋深，你就可以看见各式各样的毛衣、红、绿、紫、黄、白、黑、如同开了染货铺一样。热天则有不同颜色的背心短裤，或竟有人学那许褚裸战马超的故事，光着上身露出一身赤铜色的好肉。
你初看那些打篮球的人，简直是一团胳膊一团腿，如林中树枝一般，满目都是，不过能移动而己。再看有如潮水，一来一往，忽南忽北，那一个球就像可移的太阳，在潮头上飘来飘去，大家形成了一副“海朝阳”的图画。这些怒潮大概都是征惯战的宿将，他们那大无畏的精神，疾如风的速度，天然使他们在千军万马中，奔腾跳掷，如入无人之境。可是对方的“守卫”，大概是“非凡品”。他们那抢球的手段，护篮的妙术，颇足令人绝羡。
因为打球的人又多，又无所谓罚球。非筋力大而技术精，鲜有不“落伍者也”。某次有个外国人来参观，引导者问他感想如何？他说：“这个使我想起非洲的野林。”体育馆健身房中生活之凶猛，有如是者。但度惯此种生活既于身体有益，且能养成奋斗的精神，此不能否认者也。
体育馆南边楼上是技击部，也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每天下午也有人在里这边练习，他们或打拳，或舞剑。长枪大戟，木棍双刀，都有人练。导师李剑秋先生，除正课以外，每礼拜尽义务指导两次，共费四五小时，毫无倦容，而部员亦殷殷学习。他们的品类至为复杂，“西洋大力士”，篮球大将，研究院的学生，诗人，老先生，都有。杆棒相打之声，亦可以遥遥闻之。
到体育馆多半是夏天去游泳，但也有例外。那时军阀混战，有几次听说“兵变”了，散兵来了，把住在校园外面的人们集中到体育馆来过夜。热热闹闹睡在健身垫上，本应该是很好玩的事，但大人们紧张的神情，命令小声说话的语气，使得孩子们虽不懂是怎么回事，却也知道骇怕，毫无乐趣，乖乖地睡了。
体育馆后曾是一连十几所球场，每天早晚都有学生来打球。学生中的阔少不少，惯会享福，讨厌了自己拣球，雇群乡下孩子来拾球，每点钟，给他几十枚糕饼钱。在当时的校刊上，有人对此进行了嘲讽。
1930年代风云突变，偌大的中国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渐渐的，除了激进的学运中坚，普通学生也自然有所触动。一位名“敬梓”的学生借“新老残游记”的外壳，抒发了心中块垒：
到了铁艺馆近旁，原来有个大草场，正有两个号兵，站在那里似有所待，老残私忖铁艺馆这名目，当是习武之所，只听得里边东东作声，大概有人在里头练习功夫了。号兵又吹起来，瞬目之际，大草场上聚拢百十多个小伙子，个个短绒衣穿着，有的正是从铁艺馆里跳将出来的，这时铁艺馆里也无声响了。在这些小伙子前头，却有一个老人，头发白白的，但要看颜面，倒与这些小伙子一般的精神饱满，就像生龙活虎似的，该是教练了。一会儿，大家都肃然起来，号兵吹起来，大家都悄悄地慢慢仰着头只见一面好看的国旗向上升，个个眉飞眼舞，看着国旗升在最高处，大家的欣喜的神情，还未收敛，号声停了，老教练唱了一声，大家一齐练习操法。老残虽是文人，不曾习过什么武艺，但见却见得不少，当时看了这般铁似的功夫，心想中国未始无望。大家操了半个时辰，又聚在旗杆下齐声大喊，喊的是：杀尽倭寇！万岁中华！那声音震动天地，在悲壮之中，有气吞山河之慨。老残想起倭寇欺辱中国，何止百次，心中怒火，便压也压不住，见这般小伙子如此激昂奋发，又痛快得两眼热泪夺目而出，再看那飘摇中的国旗，便有无限感慨。老残也不自主地离开大草场，走近雪压盖的小溪时，忽有几声传来，原来是达理堂有人习琴。老残暗想京宸园这点朝气，大家都是鸡鸣而起的孳孳的干这干那，在旁处还没有见过。
最后一句，似尤有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