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傍晚五六点钟，鹿征少爷被土拨鼠喊醒，不情不愿的洗把脸，就去园子里吃饭。看见老老少少几十口子，免不了磕头跪拜。

    奶奶心疼的摸着“忠犬八公”的后脑勺，埋怨华东虎:“你个糟老头子，非要让孙儿练什么鲤鱼打挺，磕着脑袋昏睡了五天。要是他有个三长两短，我跟你没完。”

    现在的华东虎变成了笑面虎:“玉不琢，不成器。我就想让他尽快承袭千户啊。你知道戚继光大帅在他这个年龄就当上登州卫指挥佥事了。到时侯咱们再给他说个好媳妇，你不想抱重孙子吗？”

    老爷子抓住了老太太的软肋，一击必杀。看看哑巴的老太太，华东虎赶紧招呼大家开始吃饭。张鹿征被热情似火的四叔叫到身边坐下。

    桌上主菜有剔剥净了的大螃蟹，里边酿着肉，外用椒料、姜蒜米儿、团粉裹就，香油煠，酱油醋造过，香喷喷酥脆好食；有炉烧熟鸭；咸水板鸭和酱烧猪头肉等；水果有冰湃的果子，如鲜莲子，桃穰儿，鲜菱角，鲜荸荠；饮料是湃骨之凉，透心沁齿，如甘露洒心一般的酸梅汤；主食有艾窝窝、黄芽韭菜肉包和匾食等。

    今天的夜宴，除了老太太的素斋，其他都是大姑和叔叔们从街上叫的外卖。宋朝就已经开始提供“逐时施行索唤”、“咄嗟可办”的快餐、叫餐服务了。

    《清明上河图》里就画了一个不知正往谁家送外卖的饭店伙计。那时候就很注意干净和卫生:“凡百所卖饮食之人，装鲜净盘盒器皿，车檐动使奇巧，可爱食味和羹，不敢草略”。为了给热菜保温，下面还有注有热水的“温盘”。

    就像猪八戒吃人参果一样，快吃饱了的张鹿征才发现这个炉烧熟鸭与后世的“全聚德”烤鸭不一样。问了四叔才知道，此时大明的烤鸭都是“焖炉烤鸭”。其特点是鸭子不见明火。

    焖炉炉身用砖砌成，烤鸭子之前，需把秫秸（高梁秆）等燃料放炉内，点燃后将炉膛烧至适当的温度，再将其灭掉，然后将鸭坯放在炉中铁罩上，关上炉门，由炉内炭火和烧热的炉壁将鸭子焖烤而成。

    中间不开炉门，不转动鸭身，一次放入，一次出炉，有点像西北农村在野地里焖烤土豆的做法。

    创建于1864年（清朝同治三年）的全聚德烤鸭是挂炉烤法，即鸭子不开膛，只在鸭身上开个小洞，把内脏拿出来，然后往鸭肚内灌开水，再把小口系上，挂炉有炉孔无炉门，用明火，烧枣木、梨木等果木，因果木木质坚硬，耐燃烧，底火足，烤制时鸭子要经常在火苗上燎，以使鸭体上色和成熟均匀，鸭皮更加酥脆，并带有果木清香。

    到了现代，国内大部分地方都流行挂炉烤鸭，因为效率更高，且用小薄饼卷食荤素搭配，口感更好。

    老爷子和老太太喝的是药酒——茵陈酒；姑婶等女眷大多喝姜酒或者葛根酒；几个叔叔喝的是当时号称江南第一名酒的“五香烧酒”。它是以檀香、木香、乳香、丁香、没药加烈性烧酒和糯米共酿而成。据说饮后有春风和煦之妙。

    习惯了后世酒文化的鹿征少爷对这些药食同源的酒类实在提不起兴趣。小鹌鹑偷偷给他一个小葫芦，说是葡萄酒，结果还是一股怪味道。

    四叔醉醺醺的给他解释，本朝《本草纲目》记载，葡萄酒有四种不同的酿造工艺。第一种方法是不加酒曲的纯葡萄汁发酵。书中认为：“酒有黍、秫、粳、糯、粟、曲、蜜、蒲萄等色，凡作酒醴须曲，而蒲萄、蜜等酒独不用曲”。“葡萄久贮，亦自成酒，芳甘酷烈，此真蒲萄酒也。”

    第二种方法，是要加酒曲的，“取汁同曲，如常酿糯米饭法。无汁，用葡萄干末亦可”。

    第三种方法是葡萄烧酒法：“取葡萄数十斤，同大曲酿酢，取入甑蒸之，以器承其滴露，红色可爱”；第四种就是现代售价极高，数量稀少的冰葡萄酒。

    第一种葡萄酒在潮湿多雨的江南，不添加白糖或者冰糖，只靠纯天然发酵，还没有酿好，就容易腐败变质，自然产量很低；第二种酿法介于粮食酒和果酒之间，口感没有特色；第三种酿造法类似于今天的“白兰地”葡萄酒，但酿法不够正宗，还是没有发展起来。第四种冰葡萄酒更是少见。

    小鹌鹑心里和眼里全是鹿征少爷，又偷偷给他一碗粘稠的，类似于煮的稀烂的，大米粥模样的饮料。这是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的一种传统酸奶，现代新疆部分蒙古族还在使用这种古法酿制。

    可能是发酵菌种不同，这种酸奶不是果冻状的，不停的有发酵产生的气泡翻上来。张鹿征喜欢这种酸奶，只是喝多了，有点醉酒的感觉。

    大少爷给小鹌鹑一个灿烂阳光的笑容，小鹌鹑就被吓得找不见了。

    这时宴会已经接近尾声，婢女开始上茶，还配上所谓的“果仁”搭配茶水。张鹿征惊奇的发现这果仁竟然是剥了壳的花生，只不过是小粒品种，出油率没有大粒花生高，产量也相对较低。

    就像《金瓶梅》里的应伯爵，平时以帮闲、清客身份混迹于官僚勋贵圈的四叔，确实见多识广:“这果仁有一种说法是郑和下西洋带回来的，他最后一次下西洋是宣德八年（1433年）。本朝最早的果仁种植记载见于弘治十五年（1520）的《常熟县志》，此物在山东种植最多，且品质上乘。”

    “有没有一种西瓜和黄豆做的酱呢？”

    “山东和河南开封有这个酱，我吃过味道不错，可人家把这个当成秘方不外传，所以流传不广。”

    “叔，您真是博学多才、博闻广记。”张鹿征恰到好处的送上一顶高帽。

    “那是，朋友们都唤我为‘六耳猕猴’。”看来四叔真喝多了。

    张鹿征还仔细观察了一下餐具，发现除了小弟张风用了一个摔不坏的铜碗，其他酒具、餐具和茶具都是瓷器，即此时的大明还没有搪瓷产品。铸铁搪瓷重量轻，不怕磕碰摔落，还可以直接放在炉子上煮东西，兼具陶瓷的釉色和花纹，在现代一度非常流行。

    大明瓷器冠绝全球，大明铁的年产量超过9000吨。这个记录，欧洲直到200多年后的工业革命才赶超。明朝有“苏钢”之类的原始钢材这一大杀器，还有在铜制的胎体上，制作珐琅彩器皿的“景泰蓝”，做出搪瓷应该不是梦。

    餐桌上还有西红柿，与桃梨等当做水果食用。1983年我国考古人员发现，四川成都地区的西汉古墓里有不明植物的种子。为了妥善保管，特意盖上湿的再生布。因为是盛夏时节，种子竟然发芽、开花和结果，最终确认是西红柿。

    我国元、明两代都有关于西红柿的记载，改革开放以后，西南地区陆续发现很多西红柿的野生品种，推翻了西红柿是明末清初时期的外来说。

    西红柿和水果可以制作成果酱，黄桃和樱桃等水果做成水果罐头，就能保存到冬季食用，还能提高农产品的利用效率，增加军粮的丰富度。

    三年大疫，很多国人关在家里无所事事，纷纷照着短视频研究这些手艺吃食，张鹿征自然也记得自己之前的制作方法和流程。

    此外，张鹿征还品尝到中国土产块茎类植物:芋头和山药，它们都以高产著称。农村土品种亩产一般在500公斤左右，在现代科技的加持下，亩产已经接近3500-5000公斤，芋头还有单重5斤以上的“炮弹芋头”。

    特别是山药，它属于深根类农作物，抗旱耐寒，更适合在北方缺水地区普及。地下五厘米处潮湿时，山药就不用浇水，即使浇水，也要采用“浅浇水”的方式，防止烂根。

    山药冬季保存就更简单了，在干燥的黄土地或者沙土地里，挖坑深埋，随吃随取。

    想让山药高产，除了水、热、光、肥，还必须在种植处向地下垂直深挖1-2米，把掘出的土碾细后回填，不要压实，这样方便山药膨胀根茎。

    在明末小冰河期，遇到极端干旱的天气，最低保证给生长期的山药浇三次水，就能有收获。山药的茎叶还可以喂食猪羊，这点比土豆的应用范围更广。

    山药又称薯蓣、土薯、山薯蓣等。唐代时，为避唐代宗李豫之讳而改为“薯药”；宋代时，为避宋英宗赵曙之讳又改为“山药”，一直沿用至今。诗圣杜甫诗中就有“充肠多薯蓣”的名句。

    元代画家王冕因爱吃山药，写有一首《山药》诗。诗云：“山药依阑出，分披受夏凉。叶连黄独瘦，蔓引绿萝长。结实终堪食，开花近得香。烹庖入盘馔，不馈大官羊。”

    明末徐光启曾经大力推广甘薯种植，但一直收效甚微。原来不是明朝农民不识货，而是山药、芋头和甘薯三者的性价比基本相同。

    再考虑留种、储存、收购商、顾客饮食习惯、种植技术、病虫害防治等综合因素，农民出于惯性、保险和路径依赖，肯定还是优先选择山药和芋头。所有新生事物的普及发展，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可能一帆风顺。

    张鹿征不是顽固不化的老古董，坚定支持吸收、引进外国的优秀科技和文明成果，支持“张骞严选”和“郑和优选”。但正如教员所说，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群众相结合，将一事无成。

    明朝末期不缺乏有真知灼见的名臣，不缺乏以死殉国的硬骨头。清朝乾隆年间除了编写《贰臣传》，还写下了《钦定胜朝殉节诸臣传》，记载为晚明战死和自尽的1600多位将领和官员，他们的事迹和气节可歌可泣。

    这么多的能臣名将之所以没有逆转时局，除了愚忠思想和时代局限性等多种原因，没有充分发动、组织和依靠人民群众也是一条重要原因。

    从小就心疼自己的大姑说话了:“鹿征啊，你生病期间，你奶奶和你娘亲在佛前磕了无数的头。今晚这顿家宴也是她们为庆祝你身体康复召集的，你不能光吃饭，也得表示一下啊。”

    不同于后世勾心斗角，为争夺家产拼得你死我活的家族子弟。传统儒家：“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的教育理念，对家族伦理建设是有正面和积极意义的。

    在真实的历史上，张可大自杀殉国时，让兼任幕僚的三弟张可度保护儿子张鹿征和自己母亲，在兵荒马乱之中逃出生天。可以想象当时一家人诀别时的悲痛和悲壮。

    二弟张可仕听闻噩耗后，徒步从南京走到山东登莱，并写了30首诗词纪念哥哥，留言“未尝不企羡于马革也”。

    与现代社会一样，团结一致的家族，普遍在当地家大势大；互搏内斗的家族成员，一般很难出人头地，最多混到小富而已。

    张鹿征庆幸自己，穿越到一个相对和谐的大家族。面对此情此景，他假装思索一会，吟诵出清代慈禧太后，为自己母亲写的祝寿诗:“世间爹妈情最真，泪血溶入儿女身，殚竭心力终为子，可怜天下父母心！”

    诵读完片刻，老妈张何氏就嚎啕大哭，老太太和其他女眷也是泪眼婆娑。奶奶用手帕擦着眼泪，语无伦次的给华东虎说:“没想到大孙中秀才后，文采越来越好。咱们以后要把他培养成文官，不要干担惊受怕的武将。”华东虎听的一脸黑线。

    二叔张可仕点评到:“这首诗第一句平淡无奇，妙就妙在后面的精炼升华。”

    三叔张可度说到:“千古名句往往都是通俗易懂，如李太白的‘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鹿征的‘可怜天下父母心’必将传遍大明。”

    不等老爷子开口，老太太就把身后的一个侍女拉到跟前:“大孙，这是我娘家远房的侄孙女，名唤月儿，和你同岁。她从小就跟随做塾师的父亲习文练字，以后就让她照顾你读书做学问。”

    现代人总以为古人是“女子无才便是德”，这是错误的。明代书籍里明确记载的是:“男子有德便是才，斯言犹可；女子无才便是德，此语殊非。”

    至少明朝人认为，德才兼备才是好女子。

    早在先秦时期，就有傅姆师保之教，又被称为“姆教“、“延师之教“，是当时社会专门教育未出嫁女子的。贵族之家选择德行温良、慈惠的姆师为家中子女施行教育。女子的姆教内容以“女事“为主，学至“二十而嫁“。

    明朝盛行流动教学的“闺塾师”，即延聘私人女教师，教授自家女子妇德女工、读书诗画。明末清初最著名的闺塾师，就是被同时代的张岱称赞为“未闻书画与诗文，一个名媛工四绝”的黄媛介。她的诗词、书法和画作名动一时，部分画作和扇面被现代故宫博物院收藏。

    同时期的欧洲，没听说过有类似的才女。现代部分自媒体，总是抨击古代中国对女性不公平，怎么不说那时候欧洲的真实情况呢？

    现代日本还有类似小妾的“内缘妻”制度；现代英国查尔斯王子买过一个庄园，那个庄园竟然还保留有“初夜权”的陋习，只不过用“结婚税”替代了。

    明末清初的江浙地区，甚至出现了以吴江叶氏家族，女性文学创作为代表的“闺秀文学”。明朝也有教授女子理财珠算之术，不然连账目田产和算盘都不会，嫁到夫家会被管家下人欺负的。中国最早的乘法口诀表，出土于战国时期的楚国墓葬。

    以明代为例，教育女性的教材主要是女四书，即《女诫》、《内训》、《女论语》、《女范捷录》。除此之外，还有解缙等编写的《古今列女传》、温璜执笔的《温氏母训》、吕坤《闺范》、《闺戒》、吕得胜《女小儿语》、赵南星《女儿经注》、夏树芳《女镜》、冯汝京《女范编》等上百部著作。

    对比同时期欧洲的女子教育水平，明朝是遥遥领先的。只是清朝出于“排汉抑汉”的龌龊目的，压制所有非八旗子弟的读书教育权，导致中国走向封闭与没落。

    明朝一方面确实有强调女子的孝义节烈、“功过格”、劝善戒恶、阴骘观念、因果报应等明显带有时代特色的局限性。另一方面也意识到女子对家庭、国家与社会的重要性和积极影响:“夫享福禄之报者，由积善之庆。妇人内助于国家，岂不可以积善哉！”

    张鹿征抬眼望去，这位月儿姑娘就是画家张大千口中典型的“一等女人肥白高”。只见她微微低头，不卑不亢，气质优雅大方，一看就是家教良好的孩子。

    神通广大的“六耳猕猴”马上低头介绍:“三年前她父亲和未婚夫一起被倭寇袭杀，她母亲气血攻心而亡，两个弟弟被族里公养。你奶奶原本是拉她一起吃斋念佛做个伴，可能是看你命硬，就把她配给你做伴读。你不能嫌弃人家啊。”

    “还有何巧巧，本分老实手脚勤快，以后就让她照顾大孙的衣食起居。老头子，你是这个意思吗？”

    老太太终于下定决心给大孙配丫鬟了，一方面是安插眼线监督大孙学业，另一方面明朝娼妓行业发达，为防止大孙被秦淮河女子吃干抹净，还不如便宜自家亲戚。

    华东虎马上端坐好，拿出一身虎威:“打明天起，月儿、巧巧和铁蛋、大壮一起照顾我大孙的学习生活，争取三年后让他去北京参加大考。”

    “你小子惨了！老太太心心念念想让你考文举，老爷子却想让你圆了咱张家三代武进士的梦想。你好自为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