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21年辽东浑河血战，参战的浙兵和川兵全军覆没。战死将官中的张名世、周敦吉和稍后战死的张神武，此时此刻正在蹲监狱。

    张名世，浙江绍兴山阴人，武进士出身，火器制造专家，有战功，官至云南都司、参将。万历三十七年，在云南任上，因“缓师纵贼杀良罔上”而入狱，理应当斩，经运作后，被长期羁押在牢里达10年之久。

    周敦吉，彝族人，四川永宁参将。他与张名世都是被熊廷弼上书万历皇帝，请求免罪召用，到辽东戴罪立功的。

    张神武是江西新建人，本姓陈，字号不详。他曾在1604年（万历三十二年）夺得武举会试第一名。张神武初授四川都司佥书，后来又担任四川都司（相当于现代的军区司令）。他与周敦吉因处置西南土司内乱不当，被“事闻，敦吉、神武并论死。辽东告警，命敦吉从军自效，及是鏖战死，赠恤如制。”

    征辽经略官袁应泰举荐张神武援助辽东。他率240余家丁昼夜兼程赶赴辽阳。到达广宁时辽阳已失，广宁巡抚薛国用希望张神武留下守广宁，但他坚持去救辽阳，并说：“不能，则死之。”途中遇辽阳溃逃兵将万余，他以忠义之词劝告主帅与之一同杀回辽阳，主帅不听。

    张神武只能亲率自己的部队渡辽河，在离辽阳十七里处驻扎。将士虽一日没有进食，但是个个奋勇、杀声震天，与后金军展开激烈拼杀，终因寡不敌众，神武和众将士战死疆场，仅余14人负伤而归。

    他战死后，监军御史方震孺绘出神武像悬挂辕门，将士出征先拜神武，以激励全军奋勇杀敌。天启皇帝得知消息后，下诏赠张神武都督佥事（正二品），世代荫袭千户官，并立祠祀之。特赐张神武“烈愍”。

    “你个小小千户，竟敢徇私枉法？”听到张鹿征说出这三个人名，南京刑部郎中李廷谏拍案而起。

    “现在出了南京城，就有江匪巨寇横行乡里，还有倭寇杀我百姓，淫我妇女。两位大人，你们忘了嘉靖三十四年，五十多个倭寇流窜千里，进而围攻南京的耻辱吗？”张鹿征也是拼了。

    “现在为了剿寇，南军精锐尽出。原戚少保的余部名将，如吴惟忠、叶邦荣、楼大有已经故去；老将楼必迪马上要过80大寿；戚金、陈策、陈寅几位都快七十岁了。为大明留几位名将种子，是您二位的大功德！”六耳猕猴快被侄子的话吓傻了。

    在真实的历史上，熊廷弼在辽东为了力挽狂澜，给万历皇帝写了《急缺将才疏》，请求从全国各地调取93名将领赴辽，这份长长的名单里有：原副总兵戚金（时年近68岁）、陈策（68岁）、陈寅（60多岁）、遵义参将童仲揆、镇江参将钱世桢、原云南参将张名世等人。

    于是大明退休上将戚金、监狱风云男一号张名世，这对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葩组合，临时收拢各处南兵，仅得千余人。再紧急派人到义乌、金华、丽水、绍兴、温州一带招兵，打算补足两人各自带领的浙兵左右两营。

    第一期仅招到3000余人，兵源到达驻地后，戚金、张名世抓紧练兵备战。这种临时抱佛脚的行为，其实是兵家大忌。

    在往前推到嘉靖三十四年秋天，五十多个倭寇围攻南京的时候，城里面“平日诸勋贵骑从呵拥，交驰於道，军卒月请粮八万，正为今日尔。”

    结果却是驱逐百姓上城防御，自己却龟缩起来:“徒令市井贫民，裹粮登陴……则平昔养军，果为何耶？”（注：《震川先生集·上总制书》）

    “法不容情，但法律的出发点是为国为民！”张鹿征毫不退缩，掷地有声。

    “大明律的罚赎制度有两种，一种是罚役，就是让囚犯干各种劳作苦役；另一种是纳赎，即罪犯交纳一定的财物来抵消罪行。”

    “国初纳铜，永乐时期纳钞，正统时期钱钞兼可，直到隆庆以后就倾向于纳银。现在大部分都是交纳白银赎罪了。罪囚纳赎的等级是根据罪行的程度来换算的。例如，死罪是三十六两，流罪二十四两。”

    李廷谏虽然老了，但不是老古板，略一思索就讲出自己的看法。因为有华东虎老将军坐镇，他相信张鹿征折腾不出什么大浪。

    “这三人是朝廷要犯，他们自己也花了很多银子，但也只能拖延免死。张神武和周敦吉目前不归南京刑部管辖。你们如果能搞定镇守太监，老夫会顺水推舟，安排张名世去你卫所干苦役。”

    这就是变相的放人，鹿征少爷非常感谢，当然少不了觥筹交错和诗文应对。他现场作诗一首，当然是剽窃清代文人袁枚的《苔》:“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

    这首诗既巧妙的抒发自己要年轻有为的志向，也不显得狂妄自大，让李氏父子击节赞叹，很是欣赏。

    送走两位大人，张鹿征马上召集张名媛和四叔开了一个小会。其实张名媛一直在偷听，她心里也捏了一把汗。

    “四叔，你想办法走通南京镇守太监的门路，送礼还是塞银子随便，走账的时候给我母亲说一声。香香姐，你让英国公给镇守太监吹吹风。保证尽快接到人。”

    “别人都是明哲保身，你为什么非要这个人？”张名媛不理解。

    “农村土财主都知道，钱帛动人心，要多养几个人看家护院。我们现在的生意蒸蒸日上，很多人是羡慕嫉妒恨。”

    “他们不敢明抢，但会想办法找茬。比如借口倭寇袭扰，弹劾我们应对不利，想办法把我送进牢狱，再把张家囫囵吞下。”

    “你想练家丁，这要花很多银子啊。”四叔穷怕了。

    “有将才，有银子，就能练出精锐家丁，就能打胜仗，就能升官晋级，就能保护家产，就能做更大的生意，这是良性循环。辽东李成梁就是例子。反之，穷的只剩下银子，迟早被那些太监高官巧取豪夺，最终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听到这句话，四叔看了看张名媛。

    “香香姐是自己人，今年秋天我就娶她，老爷子已经知道我俩的关系了。”张名媛听到这句话，哭的花枝乱颤，当即下定决心排除万难，也要帮助未婚夫。

    成年男人的世界只有理性和大局。两世为人的张鹿征，急需香香姐的平台和后台。而香香姐对张鹿征是始于颜值、陷于才华，迷于肉体，醉于真诚，一步步沦陷进这份由灵与肉编织的漩涡中。

    四叔找个借口先离开了。张鹿征与香香姐一番搭弓射箭后，就着急忙慌的询问起，宴席上的几道食材。

    原来它们都是中国本土的高产农作物。别看葛根被现代美国称为“绿色恶魔”，列为高危入侵物种。它可是生命力顽强、药食两用、榨油酿酒、织布制绳、产量巨大的“六边形全能植物”。

    用葛根织成的葛布，耐穿结实，清爽透气，吸湿功能特别好，适合夏天穿着。1972年，在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中发现了距今6000年的碳化葛纤维织物残片。它的种子油还是优质的润滑油，使用范围非常广。

    “北有人参，南有葛根”。它在古代曾经一度被当成贡品送往皇宫。《诗经》中记载:“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葛根、葛粉、葛花营养丰富，能制作各种美食。它的全身几乎都可以入药，汉代张仲景的《伤寒论》中，就有“葛根汤”这一著名方剂。当然食用葛根还是“粉葛”这个品种最好。

    现代中国科学家曾经写过论文，认为葛根可以作为西北戈壁沙漠的绿化植物。只是担心这家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能力太强，会破坏、甚至毁灭当地的原生植物而作罢。

    芜菁看上去像萝卜或者芥菜疙瘩，但它们不是一回事。它在《诗经》中被称为“葑”，后来各地又有大芥、蔓菁、九英菘、诸葛菜、台菜等称谓。

    北魏末年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就曾经详细介绍过芜菁的种植方法。它的籽是优质的食用油。据该书记载，农民将一顷地收获的二百石蔓菁子卖给榨油坊，可以换六百石粟米。当时这种收益比种十顷谷子还要高。

    芜菁具有药食两用、耐旱节水、生长快速、管理粗放的优点。新疆维吾尔族同胞自古就食用芜菁，他们称为“恰玛古”。现代西藏也开始种植芜菁，最高亩产可达万斤。

    它还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因为块根富含糖和淀粉，能和红薯、土豆一样代替主粮食用，还可以做成芜菁干长期保存。

    明代文学家张岱的《夜航船》中就有记载：“蜀人呼之为诸葛菜。其菜有五美：可以生食，一美；可菹酸菜，二美；根可充饥，三美；生食消痰止咳，四美；煮食可补人，五美。故又为五美菜。”

    此外，大明还有耐旱、耐瘠、耐低温、产量高、适应性强、易种好管、药食两用、杀菌健身的粗放型农作物，被誉为“菜中灵芝”的薤白。也被称为野蒜、小独蒜、小根蒜、野葱、沙葱、麦葱、山葱等。

    中国最早的本草著作，成书于汉代的《神农本草经》记载薤白：“味辛，温。主治金创，创败，轻身，不饥，耐老，生鲁山平泽”。

    通过香香姐的介绍，张鹿征意识到:面对即将到来的明末乱世和严酷的小冰河期，粉葛、芜菁、甜菜、山药和薤白，如果能推广到西北地区，会是很好的“救荒粮食”。其适应性和高产能力，不次于现代的土豆、玉米和红薯等高产农作物。

    它们都是本土原生食材，抗病抗虫能力强，种植历史都在一千年以上，农民栽培经验丰富。而且种源多，不需要刻意育种，不需要专门研究种植技术，不需要上等肥田，也能高产稳产。

    只要有足够的工匠，张鹿征有信心把大明的手工业，快速提升到近代工业化水平。但农业育种和栽培技术，是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漫长的时间。

    以袁隆平爷爷为代表的中国水稻专家天团，依托现代科技和条件，用了半个世纪的时间，才把水稻亩产从700公斤提升到1600公斤。

    身处明末大变局的他，不知道有没有时间、技术、人才和耐性，去培育高产良种或者新作物。

    至于葛根可能引发的环保和生态问题，那是和平年代才考虑的事情。眼前最重要的，就是尽可能让更多的西北老百姓活下去。